近期,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数以千万计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带来巨大的压力,各地为了对冲疫情风险,纷纷出台了很多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不过,减税降负等措施虽然在为企业雪中送炭,但是想要能燃起炭火,还需要做得更多。疫情倒逼更多创新服务从线下走到线上,推动了地方加速拥抱新技术的步伐。不过,据记者观察,仍有很多中小城市、县域急需在这个领域进一步优化。

  优化营商环境的大命题中,监管也一直是重头。业界专家表示,由于监管力量薄弱、监管的技术手段落后、专业性不够、监管的行业标准不明确以及监管的滞后性等原因,出现了部分权限“放得开,管不住”的现象。同时,个别领域检查频次过高、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现象仍然存在,也加重了企业的迎查负担。

  近年来,我国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政府对企业服务效率持续提高。但是,在简政放权、优化营商环境过程中,也有一些地方对此产生认知误区,致使监管放松。比如有的商铺明明卫生条件极差,墙上却赫然挂着监管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证,而有的地方对环评不合格的企业大开绿灯,这些行为严重违背了优化营商环境的本意,破坏了地方的营商环境。

  市场门槛降低,市场活力焕发,同时,也为监管者维护市场秩序提出了新命题。何以求解?突出信用监管为新形势下的市场监管提供了重要抓手。信用监管是提升社会监管能力和水平、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它的基本思路,就是按照信用状况对监管对象进行分级分类,并实施差别化管理措施。对信用等级较高的主体减少监管频次,提供便利服务,而对信用等级较低的主体则从严监管、协同监管。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推进“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监管,推行信用监管和“互联网+监管”改革。这是“信用监管”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意味着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机制迈入了新阶段。

  从地方上看,很多一二线城市都在积极探索、强化信用监管。在上海,浦东新区探索建立了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六个双”政府综合监管“浦东样本”,其核心内容包括“双告知、双反馈、双跟踪”的证照衔接和“双随机、双评估、双公示”的协同监管。在浙江,该省全面部署实施了信用“531X”工程,对企业、自然人、社会组织、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等五类主体全面开展公共信用评价,建立信用档案,覆盖浙江省243万家企业、18周岁以上自然人4241万人、3.4万家事业单位、100个地方政府和4753个政府部门,基本实现了公共信用评价“全覆盖、无死角”的目标。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良好的信用环境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基本保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必然要求。如何结合当地实际,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县一级信用监管体系,保障组织实施取得实效,仍需社会各界尤其是地方政府更多思考。